繼本雅明、戈比諾、凡·高之后，弗德里克·帕雅克在《不確定宣言》的第七卷帶我們走進了兩位女性詩人的世界：一位是19世紀美國的隱居詩人艾米莉·狄金森，另一位是20世紀上半葉流亡于歐洲各國的瑪麗娜·茨維塔耶娃。
《不確定宣言：狄金森，茨維塔耶娃》，作者：[法]費德里克·帕雅克，譯者：晨楓，版本：后浪文學(xué)｜四川文藝出版社 2024年10月。
該系列自書名而始的矛盾張力依舊在本卷中延續(xù)。帕雅克以極其個人化的方式，將詩歌、書信、日記、旅行筆記、歷史敘述、蝕刻畫般的手繪圖像融于一體，引領(lǐng)讀者走向這兩位令人“捉摸不透”的女詩人，在自我與他者、過去與現(xiàn)在的游離中，努力把握、考量并呈現(xiàn)現(xiàn)實的復(fù)雜與暴力。正如作者本人所言，“藝術(shù)家沒有規(guī)則，從來沒有……我從不評判我筆下的人物，也從不試圖弄清我是否認同他們。這不重要?！?/p>
撰文 | 王天宇
“為真情值得付出極端孤獨的代價”
為何要為這兩位女詩人共同作傳？
狄金森和茨維塔耶娃，二者人生軌跡看似迥異。狄金森出身富裕的清教徒家庭，一生大部分時間幽居于自己的房間內(nèi)，“在她的桌前，就像安營扎寨一樣”。有感于日常生活的空虛與平庸，她幾乎是自愿地選擇了一種孤獨的生活：“我的朋友寥寥無幾。扳著手指頭就能算過來——而且指頭還會有剩余?！?/p>
狄金森的書桌。本文插圖均源于《不確定宣言：狄金森，茨維塔耶娃》一書，不一一注明。
但這并不意味著她對生活的全然棄絕。1862年，第一次寫信給她未來的文學(xué)導(dǎo)師托馬斯·希金森時，她難掩其純真與熱情：“您是不是繁務(wù)纏身無暇告訴我我的詩是否活著？……您覺得它有氣么——如果您能偷閑告知，我當萬分感激?！钡医鹕脑姼枋恰盎钪薄坝袣狻钡?，如同冰山下的熔巖，與她本人相契合，疏離的表象之下實則蘊藏著躍動的生命力。通過閱讀與想象力，在鳥兒、花朵、蜜蜂等的陪伴下，她的“靈魂轉(zhuǎn)向泥土”，專注內(nèi)心世界的探索，進而走向生命的中心。
她在一首詩中這樣寫道：
做一個名人—多么—無聊！
多么招搖—活似一只青蛙—
整個六月—對著一片傾慕的泥淖—
把自己的名字叫！
借助青蛙這一鮮活的意象，狄金森將她對虛名的輕蔑與不屑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展現(xiàn)了獨特的幽默感與深邃的洞察力。而這也是她選擇孤獨創(chuàng)作的另一個重要原因。狄金森追求表達的精準與自由，“不為任何人寫作，甚至不為她自己”，她堅信“沒有讀者就沒有妥協(xié)”。這種對藝術(shù)的純粹追求使她甘愿冒著失去讀者的風(fēng)險，毅然拒絕傳統(tǒng)的表達方式與慣例，在隱喻的混沌中不懈地探尋生命的真諦。對于發(fā)表作品，她也持有相當保留的態(tài)度。在她生前，僅有不足十首詩得以面世，她還特別囑咐妹妹，要在自己離世后銷毀留下的一千七百八十九首詩。
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 1830-1886），美國傳奇女詩人，自25歲棄絕社交，終身未婚。在孤獨而繁瑣的生活中寫詩 30年，留下詩稿1700余首，生前鮮有詩作發(fā)表。其詩歌思想深邃，極富獨創(chuàng)性，被視為20世紀現(xiàn)代主義詩歌的先驅(qū)之一。
較之狄金森，茨維塔耶娃的孤獨則更具歷史性。面對20世紀上半葉風(fēng)云詭譎的世界形勢，國家政權(quán)更替、恐怖、饑餓、貧困，茨維塔耶娃的悲慘命運“不過是20世紀上半葉不幸的海洋中的一滴水”。而她“直言不諱，沒有分寸，毫不算計”的個性與表達更將其置于孤立無援、被冷落的境地。
家庭生活中，出身君主主義家庭的茨維塔耶娃卻選擇嫁給了父母為革命者的猶太裔青年艾伏隆。社會層面，面對布爾什維克的勝利，茨維塔耶娃卻公開支持沙皇之子，直至被徹底排除在蘇聯(lián)文學(xué)之外。1922年流亡海外后，一方面是客居異鄉(xiāng)的社會、文化、習(xí)俗的隔異感；另一方面，置身于由舊貴族、白軍軍官、實業(yè)家等構(gòu)成的俄羅斯僑民群體中，她卻無視自己的身份與歸屬，在一份支持歐亞主義的雜志上發(fā)文。當支持蘇維埃的詩人馬雅可夫斯基訪問巴黎時，面對后者的宗派偏見，她仍難掩內(nèi)心的欽佩之情，公然發(fā)表頌詩以示敬意，引起僑民界一片嘩然。
在那個意識形態(tài)斗爭異常激烈的年代，茨維塔耶娃總是顯得格格不入。她曾向友人吐露：“我一直是個局外人，在我的一生中——對所有圈子都是如此。無論政治的還是詩歌的。我的圈子——宇宙的圈子（靈魂的圈子：這是一回事）和人的圈子、人類的孤獨圈子、人類孤立的圈子。”而其之所以陷入孤立無援的境地，除了性格使然——她因“坦率而顯得笨拙”——更源于她個人的堅定信念與選擇。茨維塔耶娃視靈魂為唯一的主人，執(zhí)著以話語書寫靈魂深處最真實的悸動。她拒絕非黑即白、盲目依附于某一政體或立場，更不愿讓自己的表達背負政治意識形態(tài)的枷鎖。這樣的訴求與主張在那個年代被視為對既有秩序的公然挑戰(zhàn)，注定了她會面臨嚴峻的審視與考驗。一如她在面對馬雅可夫斯基臨終困境時的慨嘆，“如果詩人和人民之間沒有政治家的障礙就好了?！?/p>
1939年，茨維塔耶娃回到蘇聯(lián)，丈夫和女兒的相繼被捕讓她覺得“在家里感覺比在捷克斯洛伐克或法國時更像一個陌生人”。孤獨與絕望如影隨形，她無法忍受周遭的不公和“當局的專橫”，她“不想再生存了”。1941年，她用繩子綁住了一個結(jié)實的木工釘，結(jié)束了自己的一生。
瑪麗娜·茨維塔耶娃（Марина Цветаева，1892—1941），二十世紀最動人心魄的詩人、散文家之一。她的詩句飽含熱情、贊美、痛苦，大膽奔放，橫溢斜出，應(yīng)和了她跌宕的人生。
“靠真理活著，我的孩子們?？空胬砘钪 贝木S塔耶娃母親臨終前的叮囑，或許正是對兩位女詩人孤寂生涯的最佳詮釋。無論是出于內(nèi)心自愿，還是外界環(huán)境的無奈驅(qū)使，她們甘愿為真情付出“極端孤獨的代價”。獨自坐在書桌旁的時光，讓兩位女詩人得以走進自我深處。面對世間的種種卑劣與不公，她們與面前的桌子仿佛達成了一種默契——對這個世界及其卑鄙，“你，桌子，總是說：‘不！’”
“女性的”詩歌為何要為這兩位女詩人共同作傳？
據(jù)作者自述，大約三十年前，他第一次發(fā)現(xiàn)了狄金森和茨維塔耶娃的詩歌，并由此經(jīng)歷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感覺。帕雅克將兩位詩人的創(chuàng)作視為“‘女性的’詩歌”（poésie femelle）的典范，與男性詩歌相對。這里的“femelle”一詞，相較于更常見的“féminine”，有意避開了社會文化對女性的傳統(tǒng)標簽，而更側(cè)重于一種源自本能、純粹且原始的力量感。帕雅克用“femelle”形容詩歌，這一表達罕見又極具沖擊力，帶有一種挑釁的意味，既深刻揭示了狄金森和茨維塔耶娃的詩歌中那股強烈、原始的情感力量，又避免將她們的創(chuàng)作簡單歸于“女性詩歌”的狹隘范疇。
茨維塔耶娃也曾明確反對一切帶有女性（féminine）標簽的活動。她認為藝術(shù)中不存在一個特定于女性的問題，只存在“女性對人類問題的回答”。
“誰幸免無恙——終將死去，誰已然安逝——重?zé)ㄉ鷻C?！?/p>
因此，“‘女性的’詩歌”這一界定恰如其分地契合了二人“以女性的身份說話……不屈服于這種藝術(shù)形式的男性規(guī)則與話語”的創(chuàng)作姿態(tài)與立場，凸顯了其創(chuàng)作的超越性與普世價值。
狄金森和茨維塔耶娃所創(chuàng)作的“女性的”詩歌，形式上表現(xiàn)為大量破折號或短橫線的使用，以貼合詩人情感喘息節(jié)奏的表達需求。而在更深層次上，她們的相似性在于與男性詩人截然不同的創(chuàng)作方式。與后者通過詩歌書寫外部事物與生命的方式有所不同，“女性的”詩人則“冒險進入自身”，挖掘內(nèi)心深處的隱秘，去探索“存在中的存在”——靈魂。
茨維塔耶娃說：“我在地球上做什么？——我聽從我的靈魂?！弊岇`魂顫動，讓它表達自己，從自我中抽離出來，在自然中找到它，感知一個民族的靈魂，或者喚醒過去的靈魂，揭示世界的靈魂。這即是狄金森和茨維塔耶娃詩意追尋的永恒目的和主題。
茨維塔耶娃。
茨維塔耶娃還進一步提出詩人是來自“天國的僑民”。他們在告別永恒之后，于時間的洪流中不懈地守候與期盼。正因如此，“每首詩都是與‘更高的力量’合作的成果”，它們忠實地記錄下了詩人對永恒的深切追尋。這份追尋之于茨維塔耶娃而言并非根植于虛幻的神秘主義土壤，而是建立在對現(xiàn)世深刻的形而上學(xué)思考之上。狄金森亦是通過她的花園實現(xiàn)與永恒對話：
靈魂轉(zhuǎn)向泥土
“你認識我，老友，”
于是時光出去報信
并把永恒迎候。
對狄金森和茨維塔耶娃而言，詩歌是她們生命的核心?！斑@是我寫給世界的信?！钡医鹕f。一如茨維塔耶娃筆下的“我的詩句是我的日記”。“除了通過源于永恒并走向永恒的‘言’，（她們）都不以任何其他方式考量現(xiàn)實?！痹娙说娜怏w變成了語言，她們的一生完全體現(xiàn)在其詩篇中。在真理面前，世俗的成功、冷漠或敵意也就無足輕重了。
“不確定之外，別無確然之物”
帕雅克在前言部分提及《不確定宣言》的靈感來源：那是在“鉛色年代”，一個意識形態(tài)彌漫，各種確定性激烈交鋒的年代。目睹周遭世界因僵化、狹隘的意識形態(tài)而逐步滑向混亂與危險的邊緣，帕雅克毅然拒絕一切確定性，帶著懷疑的目光展開自己的寫作冒險。正如弗朗索瓦·維庸的一句詩：“不確定之外，別無確然之物”。這種“不確定性”構(gòu)成了貫穿《不確定宣言》的核心主題。
《不確定宣言》系列。
在為兩位女詩人作傳的過程中，帕雅克并未拘泥于對她們作品的深入剖析。他的寫作帶著一部分即興創(chuàng)作的成分，融合了詩歌、政治、文學(xué)、繪畫和自傳的元素，著力呈現(xiàn)詩歌如何激烈地反抗生存的枯燥與平庸，力求在生命中找尋缺失的強度，抵擋日?，嵥榈钠接?。
作者通過一系列精彩的插圖賦予敘述以節(jié)奏，將狄金森的一生濃縮在不足四十頁篇幅中。對于試圖“把自己從歷史中抹去”的狄金森，帕雅克巧妙地從詩人摯愛的蜜蜂意象中汲取靈感，以黑白線條勾勒出一個面目模糊卻充滿象征意義的養(yǎng)蜂人形象，突出了詩人超越表象外在，甘愿傾盡所有、追尋永恒詩歌之美的超然決心。
茨維塔耶娃則占據(jù)了更大的篇幅。作者追隨茨維塔耶娃的足跡，踏上了俄羅斯的土地，從莫斯科到喀山，再至科克捷別里。他如同塞尚作畫般，現(xiàn)場書寫與描繪。他并未被主題的棘手復(fù)雜所困擾，而是從中汲取力量。他描繪他所見、所想，甚至所讀、所聽，筆墨之間流露出如同呼吸廣袤海風(fēng)般的自然與流暢。他繪制并書寫著瑪麗娜·茨維塔耶娃的歷史，也是在書寫她的俄羅斯靈魂。
狄金森與茨維塔耶娃本身無疑也是這種不確定性與懷疑精神的化身。狄金森雖出身于信奉加爾文主義的家庭，卻選擇了一條與上帝直接溝通的道路。她時刻帶著“問題、疑惑——也有拒絕”，其詩歌也充滿了懷疑論的色彩。而茨維塔耶娃即便身處逆境，也始終對意識形態(tài)及其領(lǐng)導(dǎo)人保持警惕與審視。她“一生中最愛的是舒適”，但更珍視的是獨立思考與自由表達的權(quán)利，為此，她過著近乎殉道般的生活。
有人由石頭構(gòu)成，有人由泥土——
而我閃耀著光芒！
當世界充斥著困惑與不安，當許多人逐漸放棄獨立思考，轉(zhuǎn)而依附于某些所謂的權(quán)威或思想體系，在這混沌之際，狄金森與茨維塔耶娃以其孤獨的身姿，以及對真理矢志不渝的堅守，猶如暗夜中的星辰，引領(lǐng)著人們穿越迷霧，保持心靈的清醒與獨立，避免盲目地隨波逐流。她們的身影投射出“一種意想不到的痛苦與勇氣的光芒”，照亮歷史，亦啟明當下。
撰文/王天宇
編輯/張進
校對/趙琳
